The Arctic

Gold rush under the ice

Aug 3rd 2007
From Economist.com

俄罗斯对北极地区虎视眈眈

俄罗斯入侵北极地区的举动是一个大胆的地缘政治冒险，在国内备受赞扬，而在国外饱受指责。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冰封至今。但是全球变暖将使得开发这些资源成为可能。这个地区可能蕴藏着100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锡、锰、金、镍、铅、铂和钻石等矿产，大量的鱼类和有利的航运通道。开采这些资源将面临着许多技术上的难题，甚至可能耗时数十年。可是，一旦冰层融化，冰层之下的资源归谁所有将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北极地区的五个国家——美国、加拿大、丹麦(which looks after Greenland’s interests)、挪威和俄罗斯，各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俄罗斯在2001年宣布其大陆架延伸至北极地区，拥有对这一地区的主权。但是，联合国认为俄罗斯提供的证据不足。

这正是本周俄罗斯最具魅力的探险家Artur Chilingarov所领导的考察团所要证实的问题。通过获取海底的岩石样品，俄罗斯科学家希望能够证明海底山脉Lomonosov Ridge是俄罗斯大陆的延伸。 

这一举动将使得克里姆林宫在俄罗斯北部海岸线和北极之间获得4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约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类似于此的国际海界争端通常难以解决又令人厌倦。2004年，丹麦曾耗资250万美元，试图证明Lomonosov Ridge与格林兰岛相连，但是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但是，俄罗斯这一次考察行动并不仅仅是收集地理学样品这么简单；8月2日，考察团将一面以钛为原料的俄罗斯国旗插在北极点以下4200米深的黄色砂砾层上。这是人类首次到达这一地区，而目前还没有别的国家拥有这一实力。这个考察团是由一只小型船队组成的，包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和一艘研究船，以及可以在北极冰层下航行和定位一艘高科技的小型潜水艇。

For outsiders used to stories of Russian bungling and backwardness, that was a salutary reminder of the world-class technical clout and human genius the Kremlin can still command.

更令人惊讶的是俄罗斯方面的外交辞令，俄罗斯总统弗拉及米尔·普京刚刚任命的北极地区“总统特别代表”Chilingarov表示：“北极地区属于俄罗斯，我们应该声明对这一地区的主权”。而俄罗斯北极和南极协会也表示，“这一举动就像人类把旗帜插在月球上一样意义深远。” 

虽然这一举动并不具有法律力量，但加拿大外长Peter MacKay仍然表示了他的不满：“这不是15世纪，不是你到一个地方，插一面旗子，就可以声称我们对这个地方以拥有主权的时代。”俄罗斯外长Sergei Lavrov坚持说他的国家并没有这么做。但是，前苏联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Andrei Kokoshin认为，俄罗斯“将积极地争取它在北极地区的权益”，并补充道，“应该考虑军事方面的问题，我们要重振北海舰队和我们的边防力量，建造飞机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对这一地区的绝对控制。”

自冷战结束以后就只保留了少量军事力量的加拿大目前计划耗资70亿美元，在北极地区布置8艘新的巡洋舰。美国国会也在考虑一项1000万美元的议案，这一议案计划改造三艘老化的北极破冰船并新建两艘破冰船。

但最大的改变可能是美国对待国际法的态度。A small but vocal lobby that objects to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seabed mining has so far block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ttempts to have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ratified by Congress.但即使是最顽固的美国自由市场者也相信，在北极地区的公平分配上，与国际官僚打交道要比与克里姆林宫寡头资本周旋要容易得多。

－－－－－－不译了，这种文艺腔令我痛苦－－－－－－

Ingmar Bergman

Aug 2nd 2007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电影和戏剧大师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于7月30日逝世，享年89岁。

当英格玛·伯格曼1961年拍摄《冬日之光》时，他曾经参观了瑞典北部的一个教堂。他和他的电影摄影师Sven Nykvist在教堂坚硬的靠背长凳上从上午11点一直待到下午两点，观察光影的变化。冬季的瑞典没有太阳，只有来自云层的微弱而灰暗的光线，没有影子投射出来。变化光线的微弱变化给了伯格曼以灵感，他决定整部影片都要以这种方法用光。

与之相反，强光却是伯格曼的噩梦。在他的电影里，一道突如其来的强光——不论是来自无遮蔽的灯光，还是空旷的街道——通常意味着the entry into psychosis。这正是他从未考虑过到好莱坞发展的原因，虽然他在1950年代早已是一位声名鹊起的电影导演。他需要云朵、树木和厚重的帘幕遮蔽、柔化光线，使之按自己的想法变化。他只需要光线细微变化，蜡烛忽明忽暗的光线，或者脸部的光线慢慢淡化只留下一个侧面的轮廓(比如电影《假面》中Liv Ullmann渐渐淡化的面孔) 。从孩提时代开始，他就每天6点起床，观察破窗而入的光线在墙上的变化。在经历了两个月的黑暗之后，瑞典将在1月份迎来第一屡阳光。

对于伯格曼来说，瑞典与世隔绝的生活使得光线更加缺少：如此之少的人口分布在这么一个广袤的国家，森林和田地里点缀着各式的房屋，在餐桌上人们彬彬有礼的谈话掩盖了人与人之间难以表达的孤独和猜忌。在伯格曼的电影里，角色通常保持沉默，情节无声地展开，只有风的呜咽声、水的滴沥声、和钟表的滴答声。他将人们视为收到无情的外力控制的木偶，就像他在童年时had controlled his own marionettes in his toy theatre, making Mr Punch jibber and squawk in nonsense-language. Life decayed towards “a state of absolute nothingness”, while his characters, clinging on, tried urgently and clumsily to communicate their feelings to each other.

He had been brought up with Lutheranism, a pastor's son subjected to sermons, beatings and high piety, and for all his protestations his films were full of it.他在1960年代拍摄的三部曲——《犹在镜中》、《冬日之光》、《沉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上帝的缺席的“形而上学的简化”。Without God, he turned to self-examination.他的角色在窗户或是镜子中看见自己，divided selves gazing on their darker aspects or their pasts.他让他的镜头长时间地停留在人物的面部，直至所有的面具都消融，嘴唇和眼睛seemed to express some unaffected truth.

性和野草莓

这个男人常常活在他自己所幻想的世界中： lean, intense, racked by stomach complaints, 出于对瑞典东部海域遍布石灰石的法罗岛的喜爱，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幢低矮的石屋。Though he adored film, and had done so ever since he had swapped half his tin soldiers for his big brother's magic lantern, film-making made him “bleed too much”. 他曾经说过，八个小时的苦苦等待才可能获得10分钟或是12分钟的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要求他的演员和他自己全身心投入到电影中，and complete control of both the shoot and the script. He was sparing both with budgets and with film, and compulsively private.

他也曾经历过轻松的时刻。那是他在歌德堡、马尔摩和斯德哥尔摩当戏剧导演的时候，那段日子漫长而少为人知的，那时候他和最欣赏的剧作家斯特林堡一起合作过一些喜剧。Explosions of directorial frustration were followed by gales of laughter. 他身边从不缺少美女，他有过数次婚姻，其中两位(Ms Ullmann and Bibi Andersson) 在1966的《假面》中出任主角，两人分饰一角。女人的难以捉摸、淘气和丰满都给他以灵感。森林里夏日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牛奶，野草莓，还有as al fresco sex，都是甜蜜却又短暂的回忆。

黑暗总是在边缘和角落里蠢蠢欲动。死神常常在他的电影里出现——一个陌生人、或是一个干瘪的老太婆，或是一个芭蕾舞大师，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他在1957年所拍摄的《第七封印》中身披斗篷面色苍白的死神与骑士布洛克的一场漫长的象棋对决。伯格曼承认，死亡曾经令他恐惧。 And short of that he had “the demons” to contend with, anxiety, rage, regret and shame, which kept him company like “flocks of black birds”. Panic at his own dark aspects kept him alert and drove him on.

批评家质疑在他的电影里是否传达了什么general message。伯格曼有时候否认这一点。但是，他常常在不幸之中获得拯救：两个人之间通过语言或是手势的无私的交流。在《野草莓》的结局，主人公——一位年事已高的教授与他的家庭和他的过去，迟到的和解。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伯格曼注意到，这位老演员的脸上“shone with secretive light as if reflected from another reality”。这个神秘之光或是深藏的爱，正是这位导演所苦苦追寻的。

延伸阅读：斯特林堡

Scout movement

A big tent

Aug 2nd 2007
From Economist.com

英国的童军本周将举行盛大的狂欢庆祝世界童军运动一百周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青年运动吸引了遍布全球216个国家和地区的280万的童男童女（译注：boys and girls,想来想去觉得这样翻译最好）以及一些成年人参加。印度尼西亚人最热衷于这一运动，一共有81万童军。美国有近60万童军，每百人中就有2人。印度、孟加拉、肯尼亚等国童军人数多可能与大英帝国的影响有关。在六个国家中不存在童军：中国大陆(the repressive regimes of China)、北朝鲜、老挝、缅甸和古巴不允许这一组织活动，而安道尔共和国则没有童军。

 

延伸阅读：香港童军总会

Power transmission

Where the wind blows

Jul 26th 2007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一个整合欧洲电网的宏伟计划将使得风能由目前的配角一跃而为主角 

当你为你的烤箱或是电视或是真空吸尘器插上电源的时候，流过它们的电流是交流电。为什么这些电器不是由直流电（在电路中电流的方向不变）而是由交流电（在电路中电流的方向来回变化）驱动的呢？在1880年代曾经有一场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托马斯·爱迪生支持直流电，而乔治·威斯汀豪斯支持交流电，最后，威斯汀豪斯获胜了。

原因是：在覆盖范围小的早期电网中， 交流电比直流电损耗小。这之后使用交流电就成为了工业标准。然而，有人对这一标准提出了质疑：在远程传输中高压直流电比交流电损耗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优势，通过改造电网使用直流电将使得风能得到青睐，这可以减少新建传统的（并且是污染严重的）电站。

交流电/直流电/功率

风能有两个缺点：不是随处可用，不是随时都有。德国Kassel大学替代能源研究所的负责人Jürgen Schmid声称，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电力分配系统将解决这两个问题。

哪里有风并不重要，因为在整个欧洲大陆，总有地方有风。如果西班牙刮风而爱尔兰没有，那么电流可以从西班牙输送到爱尔兰。如果翡翠之国（译注：指爱尔兰）有风，同样可以将电力输送到西班牙。

要解决什么时候有风则是一个技术问题。在Schmid博士的大陆电网计划中，挪威是关键之处。不仅仅是因为挪威用电量大，更重要的是挪威可以提供水电资源。这仅仅是储存风能这样的瞬时能源的一个方法。风能产生的多余电能将水抽到水库中，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水电涡轮机发电。挪威水库的容量相当大，据Schmid博士估计，即使整个欧洲都没有风（这种情况很难得），水电将至少能支撑四周的时间。

考虑到这些因素，一个覆盖整个欧洲的电网似乎相当可行。但是问题在于，长距离输电情况下交流电会有很大的损耗，因此必须考虑直流电。

由于对交流电变压比直流电容易，因此威斯汀豪斯赢得了1880年代的那场争论。高电压是输送电能的最好办法（电压越高，损耗越小），但普通用户通常不需要高电压。因此，电能通过高压交流电线输送到当地的变电站后再转换为低电压。

然而，在任何电压下直流电是输送电流的最佳方案，在这一点上爱迪生是对的。由于交流电的电流方向不断变化，比直流电更容易同地面发生放电。交流电线通常采用高架的办法以避免放电的发生，电压越高，就要架得越高。远程输电电压为标准值400千伏的交流电离地30米（100英寸）时的损耗是接近地面时的四十分之一。但是，在同样的高度下，当输电距离大于1000公里（600英里）时，高架直流电线的损耗比同等情况下的交流电线要小；而接近地面时，只要输电距离大于30公里，直流电就比交流电损耗小。

经过计算，Schmid博士认为他设计的这一直流电网将满足欧洲至少30%的电力需求。同时，风能也是可靠的——它可以用于术语中所称的基底负荷电能供应（base-load power supply）。

基底负荷电能是指电网的最小负荷——凌晨三点前后的电能需求。现在，这些电能石油传统的发电站供应的，这些电站要么燃烧促使全球变暖的化石燃料，要么使用会引发污染和政治纷争的铀。（译注：这段话说的是这么一个意思，不论电网内的用电需求如何变化，基底负荷电站提供的电力是稳定的，也就是凌晨3点前后用电最低峰时的电力需求，是最基本的电力需求，目前这一电力需求由传统电站提供，现在这一电力需求可以由风能提供，而传统电站提供额外的电力需求，也就是引语中所说的recast wind power from its current role as a walk-on extra to being the star of the show。感觉这段话并没有讲清楚问题。）

虽然也有人反对使用风能，但是如果风能可以稳定供电，那么它在环境方面的优势将足以打消一切疑虑。事实上，挪威的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荷兰、德国之间架设高压直流电网——这些国家既想把尽可能多地电能卖给别国，也想从别国够得大量的电。爱尔兰一家风力公司Airtricity设想得更为长远，计划建造一个所谓得“超电网”，这一超电网将把大西洋、爱尔兰、北海以及波罗的海海岸的风电场产生的电能提供给整个北部欧洲的消费者。

Airtricity公司估计，这一电网的一期工程（在北海建造2000个强力涡轮机风电场）将耗资20亿欧元（27亿美元）。这一风电场的发电功率将达到100亿瓦。使用传统的火力发电提供这些电能大约需要23亿美元，但是考虑到风力发电在环境上的优势，这一计划是可行的。这些海岸风电场是可以工作的。Airtricity已经在大西洋海岸建造了一个这样的电场，虽然它的发电能力只有25兆瓦，但是提高功率只需要增加涡轮机组而已。

人类的想象力是没有止境的。据位于California州San Diego市的环球能源网络研究所(The Global Energy Network Institute)估计，高压直流电网同样可以将撒哈拉地区的太阳能输送到需要电能的地方。风能可以来自南美洲，地热能可以来自西伯利亚。这一全球化的市场着实诱人。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否会被电能输出国组织取代，我们拭目以待。

-------------------这篇文章里有好多词语颇费斟酌，请大家指正-------------------

Urbanisation in China

China's Chicago

Jul 26th 2007 | CHONGQING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重庆——这个位于中国西南的巨大城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位于中国腹地的重庆完全是一个沿河而建的城市，笼罩在野心勃勃与茫茫大雾中。任何外地人都会对重庆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惊讶不已：购物中心、高速公路、密集的摩天大楼——其中也有曼哈顿克莱斯勒大厦的仿制品，而一座造价2000万的歌剧院也将拔地而起。但是重庆的大都市之梦却潜藏着许多问题。

在中国的有时令人困惑的行政区划里，重庆被称为直辖市，是四个拥有省一级地位的城市之一（其他三个是北京、上海和天津）：直辖市既是一个地区也是一个城市。重庆的面积与苏格兰相当（多数地区为山地），人口分布在长江两岸数以千计的城镇和乡村里。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大约有45%的重庆人居住在城镇地区，这只完成了重庆市的曼哈顿之梦的一半。重庆的领导人计划到2020年重庆70%的地区实现“城市化”，决心把这个巨大的直辖市发展为中国落后的西部地区一块现代化的绿洲。

这样的统计数据让中国的房地产商们垂涎三尺。重庆市的official population超过3000万，如果这是一个单一的城市的话，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为了达到2020年所预期的目标，农村居民必须以每年50万人以上的速度迁移到城镇地区。由于大量的农民离开重庆到中国的沿海地区追逐财富，重庆市的常住人口——official population minus migrants to other provinces——从2000年到2005减少了50万，但这一数据仅仅是同期重庆城市化人口的一半左右。

可以将重庆与芝加哥做一番比较。正如James Kynge在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所言，芝加哥是“一扇通往其西部广袤的落后地区的大门，一个公路、铁路和水道的交汇之地，一个野心与危机并存的商业中心”——重庆，也同时具有这些特质。

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喜欢将重庆比作美国的实力派城市(America's urban powerhouses)——汽车城底特律。他说，重庆是中国的第三大或第四大汽车制造中心，今年的汽车总产量预计可以达到1000万辆，较2006上涨25%。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重庆处在高速发展之中。今年头六个月，重庆的经济增长超过了 14%，同期全中国的经济增长为11.5%。在十年之内，重庆将如今天的上海一样富裕。

自1990年代末以来，为了减小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中央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重庆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重庆与其下游的湖北省之间的三峡大坝的建设，以及库区成千上万的移民的安置。黄先生表示，重庆过去10年的发展80%来自外来投资（其中一半来自国有银行和中央政府）。在未来十年，重庆市准备将外来投资对重庆发展的贡献减半，将投资、消费和出口列为支撑重庆发展的三驾马车，努力发展为一个内陆的上海。

 

这些投资吸引了大量的打工者涌入重庆（重庆市区人口如图所示）。在重庆街头遍布着被称为“棒棒”的人群，他们手持竹棒在起伏不平的街道上挑重物（城市的街道太陡峭，以致于脚踏车难得一见）。这个城市是来自农村巨大人群的一块磁石。但重庆已经发现，要留下这些人并不容易。

想知道为什么吗？来看看位于重庆是东北60公里（38英里）的小村Qilin，一个种满稻谷、竹子和玉米的富庶之地。村委会的告示牌上显示这里一共有4300人，然而其中有将近2000外出务工，留下的多为学龄儿童和难以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中老年人——劳动密集型工业需要的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而他们已经青春不在。

在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中，只有很少的人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这一身份理论上可以获得如下的福利待遇：失业保险、退休金、基本医疗保险、教育和(for the poorest) housing。大多数的打工者更愿意保留农村户口，这可以使得他们获得使用一片农田的权力，这比起难以兑现的种种福利承诺要实在得多。因此在中国，大部分的移居到城市的人口只是暂时的——多数人最终要回到他/她们的土地上。因此有学者估计，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要远低于官方提供的数据。

六月份，中央政府同意在重庆市试点一些范围广泛的改革，这一决定令重庆市当局excited。重庆市希望这些改革将推动城市化进程走向实质化。虽然改革的细节尚未公布，但是舆论认为这些改革的内容将包括农村土地管理、社会安全以及将公民严格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户籍登记制度。

Qilin村已经先行一步。China's official media have made much of its decision to allow farmers to swap land for shares in a new orange-growing business set up by the entrepreneurial village chief. Farmers are free to sell their shares to other villagers or, with the approval of half the shareholders, to anyone else. It is still a far cry from land privatisation, which some Chinese say is essential to make permanent the shift of rural residents to cities. Rights to use the land still revert to the original farmer at the end of the 30-year lease to which all farmland is subject. But Zeng Guoping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ays local officials hop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allow Chongqing to let the leases run much longer.

同时，政府官员也玩起了数字游戏。重庆市领导迷恋于城市化进程的目标鼓励了其下级虚报数字。官方媒体认为改革农村和城市居民划分的户口制度的努力将促使部分政府官员简单地把农民重新划分为城市居民。一些批评家认为，这一城市化的目标带有毛泽东时代的痕迹。北京政府智囊团的一位农村劳动力问题专家Cui Chuanyi认为，“这应该由市场说了算。”To Chongqing's ambitious leaders, that sounds too simple.

延伸阅读：摩天汉世界：纽约克莱斯勒大厦

译余偶拾：城区city proper，郊区 suburban district，郊县 county

 

All aboard

Jul 26th 2007
From Economist.com

根据国际铁路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的一项报告，瑞士人是世界上最热心的火车迷：在2005年平均每个瑞士人乘火车旅行了2039公里。在可以获得数据的87个国家中，铁路运力负荷最重的国家都有一些相同之处：覆盖广泛而高效的铁路网，同时缺少令人满意的可替代交通工具。诸如日本和法国之类的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出游较多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一些人民并不富足的大国——比如白俄罗斯和印度——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铁路网通常是GCD时代或是殖民地时期的遗产。与之相反，汽车是美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每人每年乘坐火车的里程数不及29.9公里。

延伸阅读：国家科技文献图书中心：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

 

1993年，南非自由记者Kevin Carter在苏丹拍摄了这张震惊了全世界的照片并为他赢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后3个月，Carter因不堪道德上的困惑和舆论压力自杀身亡。

-------------------以下为翻译内容-------------------

Stopping murder in Darfur

Jul 25th 2007
From Economist.com

苏丹政府仍旧无视达尔富尔地区的杀戮，然而，西方社会重申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在上周罕见地视察达尔富尔地区之后，苏丹总统Omar al-Bashir表示说，苏丹西部大部分地区是“安全的，和平祥和的”，“当地居民生活正常”。显而易见，按照这一说法，达尔富尔问题不值得人们如此关注。

目前，达尔富尔地区有200多万无家可归的平民挣扎在贫困、危险与饥饿的边缘，20多万难民越过国境线逃亡邻国乍得避难，苏丹总统的这一态度可以说是极不负责的。自2003年达尔富尔地区爆发冲突以来，该地区已经有大约20－40万人丧生，其中多数死于苏丹政府军之手。

达尔富尔问题被联合国认为是“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然而去年，Bashir先生和他的政府官员们却在各种场合低调对待这一问题。相反，苏丹的当权者更愿意外界积极投资苏丹的石油和高速发展的苏丹首都Khartoum的金融业。据一位苏丹政府官员表示，达尔富尔的“负面形象”与这片土地上的安宁祥和毫无关系，这一问题是孤立的，是美国与英国“妖魔化”(black propaganda) 报道的产物。

因此，苏丹政府一如既往地努力弱化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者救助达尔富尔地区难民的行动。 在失败的和平协定签署后的这一年时间里，反而有越来越多的暴力和违法行为的报道。在国际社会一年中持续不懈的外交努力下，苏丹政府与其在联合国的盟友在实际派遣维和部队问题的态度上有所软化，苏丹政府上个月终于原则上同意允许一支由非盟和联合国共同派出的26000的维和部队进入达尔富尔。现在的问题是苏丹政府将给予这支维和部队多大的活动空间。

然而，西方社会目前对苏丹的立场也愈发强硬。今年5月美国通过了一揽子制裁苏丹的议案，而法国与英国的新政府也将有所行动。特别是法国总统Nicolas Sarkozy，在推动西方社会制裁苏丹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积极。法国是唯一在这一地区拥有军事实力的西方国家——其在乍得殖民统治的遗产，因此，法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法国新任外长 Bernard Kouchner曾经是一名长期关注苏丹问题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他是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的创立者之一。在上任之初，他就在巴黎组织了达尔富尔问题的一次峰会。

在法国的推动下，目前欧盟已经采取行动，计划向乍得东部地区和中非共和国派遣军事力量。这一举动将保护逃往这两个国家的达尔富尔难民，并制止由苏丹政府支持的民兵(Sudanese-backed militias )的越界袭击。这一军事力量可能先于联合国维和部队数月甚至数年进入这一地区，因此将对苏丹政府施加一些直接的压力。

英国新任首相Gordon Brown也对这一计划表示支持。在上周他与法国总统Sarkozy举行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谈中，两位领导人将达尔富尔问题列为他们的首要议程，并且表达了尽快访问这一地区的愿望。这一道义和政治上的信号显示，Brown先生和Sarkozy先生将以更为务实的方式——而不是如他们的前任，只是在口头上——帮助达尔富尔地区陷于绝望的人民。

翻译参考资料：新华网：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延伸阅读：GoogleEarth与波士顿大屠杀纪念馆的Crisis In Darfur